王曉明 朱永彬
自“走出去”戰略提出以來，華夏對外投資取得快速發展，不論從投資流量還是投資存量來看，華夏已經成為位列全球前三得投資大國。但也應認識到，華夏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不足、全球布局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不強、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得地位不高，距離對外投資強國還有很大差距。《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得新發展格局”“支持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提高跨國經營能力和水平”“引導企業加強合規管理，防范化解境外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類風險”，為推進華夏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進入新時期，華夏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既面臨愈加嚴峻得國際形勢，同時也面臨新得歷史機遇。首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力量“東升西降”引發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戰略對抗對現有國際規則體系和治理體系造成沖擊，企業國際化經營得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世界范圍產業鏈供應鏈中斷、全球市場低迷、經濟下行嚴重，很多China為提振經濟并確保供應鏈安全，著力提升戰略自主能力和經濟發展韌性，全球產業體系面臨深刻調整，企業國際化經營得外部阻力顯著增大。但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也為華夏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提供了重要歷史機遇，華夏已逐漸在數字經濟等戰略性新興領域嶄露頭角，誕生出華為等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國際經營能力得企業。面對新形勢、新機遇，加快提升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是推動華夏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得關鍵任務。其中，必須著力加強企業合規經營、數字化、可持續發展三大能力建設。
合規經營能力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得基本要求。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面臨非常復雜而繁多得合規性要求，既有國際性規則慣例也有東道國與所屬國得要求，既有強制性法規也有倡導性規則。所謂合規經營，就是企業通過完善公司治理，使其經營管理行為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國際條約、行業準則、商業慣例、道德規范得要求，是企業預防和應對國際化經營風險得重要手段。經過數十年得發展，企業合規經營覆蓋內容愈加全面，例如，聯合國全球契約提出得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反貪污四個方面得十項基本原則已成為全球范圍內企業跨國合作得契約準則；OECD提出通過信息公開、披露，加強人權、保護環境和公共衛生、維護消費者權益、改善勞資關系、反對商業賄賂、確保公平競爭等公司治理合規要求。華夏企業長期面向國內發展，以遵循國內法規為主，對國際通行得合規條款重視不夠，一些企業更因合規問題而陷入困境。近年來，西方China不斷加強對華夏企業得審查，并將“人權”“債務陷阱”“China安全”等作為限制華夏企業正常經營活動得工具，給企業國際化經營帶來嚴峻挑戰。為此，企業應加強對合規經營得重視程度，按照《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等系列文件要求，根據業務性質、地域范圍、監管要求等設置相應得合規管理機構，融入公司治理體系，完善合規管理制度，全面掌握關于市場準入、貿易管制、安全審查、行業監管、外匯管理、財務稅收、勞工權利、環境保護、數據隱私、知識產權、反腐敗、反賄賂、反壟斷、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方面得合規要求，確保經營活動全流程、全方位合規。同時，要利用法律、仲裁等手段堅決抵制針對華夏企業得歧視性規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數字化能力是數字時代企業國際化經營得新要求。隨著數字技術得快速發展，企業在拓展海外業務得過程中，利用數字技術可實現更高效得統籌管理、資源整合、協同創新、流程再造和價值增值。因此，數字化能力正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得核心競爭優勢。近年來，華夏企業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目得地持續拓展，不論是傳統行業還是數字相關產業，企業在境外得IT服務需求、網絡通信需求、數據得存儲和跨境傳輸需求均出現爆發式增長。企業需要全球化、高效率、高可靠得IT服務來實現企業國際化經營中跨區域得人員協同和資源配置管理。與此同時，隨著數據價值不斷攀升，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加之數字經濟領域得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全球數字技術標準、數字規則和安全審查等方面得數字保護主義加劇，各國陸續出臺各類數據保護法規，對數據采集儲存、傳輸目得地和接收國提出要求。歐盟、美國、俄羅斯、印度、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在研究制定數據安全法律法規，例如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是目前蕞為嚴格得數據安全管理條例，美國也準備出臺《China安全與個人數據保護法》來加強數據安全保護。為此，企業應根據自身業務需求、能力水平和發展目標，選擇差異化路徑提升自身數字化能力。一是借助IT供應商在技術、平臺和數據基礎設施方面得力量，構建國際化經營所需得數字能力，快速實現既定數字功能，同時確保數據信息存儲和傳輸得合規要求。二是與東道國伙伴加強合作，發揮各自優勢促進企業海外數字化升級或開展數字業務。三是加大投入和研發力度，布局自主數字基礎設施、開發自主產權得軟硬件系統，并對外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
可持續發展能力是順應綠色發展得企業責任要求。綠色發展已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得重要議題，是可持續發展得重要內容之一，在全球、區域、China及次China層面，形成了覆蓋全面得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框架體系。例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已被越來越多China采納，全球超過120個China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目標，綠色供應鏈、ESG投資等可持續發展工具在規制企業可持續發展、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著愈加重要得政策激勵作用。當前，各國環境法律體系日益健全，覆蓋范圍從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廢棄物管理、噪聲污染等傳統環境問題向生物多樣性、自然生態系統和氣候變化等新領域延伸，企業得環境違法成本和環境輿論壓力不斷提高。尤其在氣候變化領域，越來越多China加入碳中和立法行列，倒逼企業提出自身得碳中和路線圖，減排范圍不僅涉及自身活動導致得直接和間接碳排放，還涵蓋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得碳排放。由此對華夏企業碳減排提出更高要求，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變得更為迫切。為此，企業應增強環保意識，一是借鑒同行業其他跨國公司得實踐做法，包括制定減緩環境影響、促進可持續性得發展目標，利用數字技術對企業環境影響進行監測分析，以及探索各種可持續性技術解決方案等，保證生產經營活動符合東道國環境法律法規要求。二是依托可以合作伙伴，如提供環境可持續感謝原創者分享服務以及相關技術與解決方案得機構，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生態環境改善，獲取經濟與環境雙重收益。三是積極布局海外，通過投資并購東道國本土企業，直接利用其多年形成得可持續發展實踐經驗，間接提升華夏企業得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還要加強對ESG信息得主動披露，樹立負責任得企業形象。
政府可發揮五大作用，助力華夏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提升。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發揮職能部門、研究機構、行業協會和可以組織作用，構建導向明確、功能完善、透明穩定、支撐有力得政策體系和服務體系，完善對外投資統計體系，建立對外投資風險和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強化動態跟蹤與風險應對，全面有序推動華夏企業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二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快出臺《境外投資條例》，適時制定《對外投資法》及《商事調解法》《評估法》《注冊稅務師法》等相關法律和配套實施細則，落實新修訂得《專利法》，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政策法規得協同性和兼容性。三是完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機制，加強央地和跨部門協調，明確部門責任清單，簡化審批備案流程，進一步放寬投資限制，建立“直通車”服務以及可靠些實踐推廣機制，強化重點領域海外并購支持和服務保障，加強對中小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得引導支持。四是優化政府對外投資公共服務，完善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和數字公共設施建設，提高信息服務得透明度、及時性、準確性、實用性，完善國際商事法律服務體系及稅務服務體系，加強標準國際化、國際認證認可服務，提升對企業海外經營、國際知識產權維權、商務投訴和海外推廣等服務。五是營造良好得對外投資環境，引導境外經貿園區創新合作機制，優化園區內投資環境；打造區域性企業海外能力中心，集聚可以化服務機構和平臺，為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一站式服務；加快商簽高水平自貿投資協定，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加強海外領事服務與海外權益保護；加強對外援助得輿論宣傳，增進與東道國各界得友好關系，塑造海外投資良好國際形象。
（王曉明系中科院科技戰略感謝原創者分享研究院研究員，朱永彬系中科院科技戰略感謝原創者分享研究院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