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在恐怖襲擊中轟然倒塌，人們紛紛逃離 圖/視覺中國
2001年9月11日，他們在襲擊事件的最中心，他們活下來了。此后，他們悼念、療愈、反思、尋覓……20年過去，他們仿佛還生活在那一天的延長線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王佳薇
特約撰稿 滿云彤 發自廣州、紐約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
灰色晴天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碧空如洗。很多人事后回憶起來，都提到“天氣不錯”。
羅怡達（Thomas Lo）在這天迎來自己的23歲生日。兩周前，他剛跳槽到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從事金融行業，在世貿中心的南塔辦公。初來乍到，他還不大認識周圍同事。因為是生日，他當天心情很好。
這是個平常的工作日，至少剛開始是這樣的。何塞（Jose Saint Sanchez）如往常一樣，起床、上班。他當天的工作是騰空世貿中心北塔地下室的一個房間。早上短暫的休息時間過后，他來到地下4層幫同事切割金屬標牌。
何塞是個DJ，喜歡畫畫。他憧憬退休后的生活 圖/受訪者提供
當地時間8點46分，遠處傳來爆炸聲。何塞與同事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打開隨身攜帶的收音機，想搞清楚發生了什么。但那天的信號不太好，他們沒收到任何電臺。兩人離開房間。
走廊上，何塞看到一道閃光。隨后襲來的是一股股熱浪。“我們被一股熱氣流擊中了，感覺像在450華氏度高溫的烤箱里。”建筑內彌漫著煙霧，雖仍未確定眼前景象究竟為何，他們決意離開。
羅怡達聽到一聲巨響。此刻，站在南塔72層窗邊的他疑惑地望向窗外。窗外飄著紙片狀的殘骸，仿佛在“下紙片雨”。接著，是樓內嚷嚷著緊急疏散的尖叫聲。羅怡達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他跟著人流向樓下走。
當他來到位于44層的空中大廳時，不少辦公人員聚著閑聊。樓內廣播響起，“他們說如果你愿意，可以回到樓上。”但羅怡達覺得廣播里的聲音滿是猶豫和顫抖，“好像不是很有信心。”當他糾結著是否折返72樓拿公文包時，大樓開始搖晃。
當時的情景，羅怡達歷歷在目。先是電梯處冒煙，接著，他聽到“金屬在彎曲時發出的吱吱聲，而且很響”。他認為大樓要倒塌了，自己不會活下來。
從世貿中心大樓逃脫后，何塞和羅怡達才知道，短短17分鐘內，兩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機（美國航空11號班機和聯合航空175號班機）分別撞向了世貿中心的北塔與南塔。
何塞花了一些時間從地下4層跑到安全撤離的出口。等待他的是金屬與玻璃碎片匯聚而成的“海洋”。他記得“這里昔日是人們吃午飯、享受音樂的場地”。何塞迫切地想知道發生了什么，他穿過馬路，接近巷子拐角處時，一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南塔——也就是羅怡達的辦公大樓。
何塞的作品
如果此刻身處世貿中心附近，你大概率會與何塞目睹相同的場景。世界成了灰色，天空是灰的，飄落的碎片是灰的。尖叫、痛哭聲不絕于耳，為了躲避飛機碎片，一些人抱頭藏身汽車內。紀錄片《911:改變世界的一天》記錄了當時的畫面，被飛機撞擊的大樓高層，火焰如蘑菇云般肆虐，絕望的受困者從101層掉落。時任紐約市長魯迪（Rudy Giuliani）第一次看到有人從101、102樓跳下，目睹此景的他覺得“糟透了，絕對是一種情感上的沖擊”。據統計，有兩百多人因跳樓而喪生。
雙子塔從被撞擊到坍塌，一共用時102分鐘。南塔劇烈搖晃了一會兒后，停止了晃動。逃離大廈的過程匆忙且慌亂，羅怡達記得身旁的女人脫掉了漂亮的高跟鞋，拿在手上。還有一個男人，襯衫被撕掉了，手臂上留有被燒傷的痕跡。混亂的人群里，保安指揮著向地下疏散，羅怡達順勢逃出大廈。
“像鬼城”，一片灰燼里，只有黑、灰兩種色調，大廈外空無一人。羅怡達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一定發生了什么事情”。像是走在夢境里，夢里一片狼籍，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可是，“如果這是夢，為什么會如此真實？”
美國時間2021年9月11日晚，紐約市9·11恐怖襲擊紀念光柱。攝于新澤西市J Owen Grundy Park 圖/滿云彤
美國時間2021年9月11日晚，人們向位于雙子塔遺址的下沉紀念湖獻鮮花 圖/滿云彤
美國時間2021年9月11日晚，部分遇難者家屬制作的紀念展板，展于位于雙子塔遺址的下沉紀念湖 圖/滿云彤
消失的信號
2001年的紐約，智能手機尚不發達。撞機事件發生后，通信訊號時斷時續。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何塞和羅怡達逃出大廈后，都試圖聯系家人報平安而無果。一同被切斷的，還有世貿中心附近的陸上交通。
何塞忘了自己走了多遠，尋找還在運行的地鐵。他住在新澤西州，回家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地鐵。曼哈頓島與新澤西州隔著哈德遜河，平時只需15分鐘，便能輕松穿越兩州。在34街，何塞碰到一個警察，對方告訴他，輪渡還能用。他是坐船回到家的，到家已是下午3點半，他用力地擁抱了妻子和母親。此時距離他逃出世貿中心已過去6個小時。
何塞的作品
住在皇后區的羅怡達有著相同的遭遇。對他來說，回家是不斷做選擇題的過程。比如說，有兩層的布魯克林大橋走哪一層更安全？如果他們（恐怖分子）把橋炸毀，該怎么辦？他轉了幾次巴士，“用了三小時”，回到自己熟悉的街區。
顯然，9月11日的紐約城還沒做好準備。當第一架飛機撞向世貿中心大樓時，人們以為這是意外——“某個飛行員的自殺行為。”魯迪在紀錄片《911:改變世界的一天》中稱，“起初我們把這當作一種緊急情況，以為能用過往的經驗解決。”但當第二架飛機撞向大樓時，“這糟透了，史無前例。而我們對此毫無準備。”
到家之前，不知怎地，羅怡達接到了一位好友的來電。兩人愉快地相約吃披薩，慶祝“幸運逃生”。這期間，他又嘗試聯系了一次父母。電話撥通，先是沉默聲，然后是長長的啜泣。母親喚他達達，他急忙應答。
“9·11”事件發生的當天，羅怡達的父母正在威尼斯度假。這是他記事以來父母的第一個假期。他來自一個華人移民家庭，出生在紐約。在他出來工作以前，為了供養他和兄弟上學，父母總在攢錢，不敢懈怠。
失聯的六個小時里，父母不確定羅怡達是生是死。他們離開了游船，回到旅館等待消息。接到電話后，兩人開了香檳慶祝。這天羅怡達剛滿23歲，母親告訴他，你重生了，有23個天使護送你逃離世貿大樓。
羅怡達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校友會主席，疫情期間，他積極聯系世界各地口罩物資，發放到紐約各中心醫院 圖/受訪者提供
德寧的經歷中似乎沒有天使的眷顧。2001年9月11日是她與丈夫杰羅姆（Jerome Lohez）休假回來的第二個工作日。兩個月前，杰羅姆剛獲得美國綠卡，他們在秋天到來前回了趟杰羅姆的家鄉法國探親。那趟旅行，兩人見了家人，還有多年未見的朋友，“那幾乎變成他的告別之旅。”德寧說。
9月11日早上7點多，杰羅姆與德寧甜蜜吻別，8點左右到了辦公室。當天他將完成一份報告。德寧位于新澤西的公司能清楚望到雙子大廈。北塔被撞時，她正忙于工作。同事沖到她辦公室里拉她去看，但她拒絕了，說，怎么可能。
接著是南塔。德寧望著落地窗外冒著黑煙的兩幢大樓“傻了眼”。處在爆炸中心對岸的新澤西，見證者鴉雀無聲。德寧看見“女人們暗暗流淚，但沒有一個人發出大聲的嚎啕”。
德寧不停撥打杰羅姆的手機號，每次都被直接轉入語音信箱。杰羅姆在26樓，她相信他“逃生的機會很大”。
不好的預感是隨著時間推移一點點累積的。紐約的交通恢復后，杰羅姆的同事自發跑到德寧家探望，送去水果、食物。“他們都是生還者，”德寧說，但沒人提到杰羅姆。
杰羅姆的公司設立了電話熱線，德寧打去詢問。接線員先是說，有人匯報你丈夫活著。等第二通電話再打去，對方換了說辭，“我們不知道你丈夫的下落。”
在杰羅姆失聯的第五天，德寧做了一件原先沒想過的事。她去了法院，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冠上杰羅姆的姓氏。從此，Dening Wu變成了Dening Wu-Lohez——這個名字沿用至今。
兩人結婚五年，她一直沒用杰羅姆的姓氏，覺得有損自己的“獨立性”。但現在，在那個壞消息被宣布之前，她急切地想抓住點什么。
德寧與杰羅姆在婚禮上 圖/受訪者提供
“我怕人們忘記”
德寧改名的那天，還發生了一件事。她和朋友趕去“9·11”救援總指揮部查幸存者名單，從字母A到Z，一路看下來，都沒找到杰羅姆的名字。她擔心自己眼花，又看了兩遍。兩個隨行的朋友重復了相同的動作，還是沒有。“不可能，你們做事不認真。”德寧罕見地對朋友們發了火。
她感到憤怒。她把自己鎖在臥室里嚎啕大哭。臟衣籃里杰羅姆的衣服還留有他的體味，德寧聞了又聞。采訪進行到這部分，德寧有些哽咽。再次回憶，她仍覺得“It’s so hard”。德寧告訴我，“你知道嗎, 改名是對他的紀念。”
有時候，德寧會幻想，杰羅姆“可能因為失憶，困在某個精神病院”，又或者，“他對生活厭倦了，這只是他擺脫我的一個辦法。”她知道這很蠢，但仍懷抱著一點希望。
噩耗是8個月后傳來的。一個下著雨的星期天，急匆匆的敲門聲后，德寧收到了警方送來的字條。她打過去，電話那頭是尸檢中心的工作人員，對方稱，通過DNA檢測，他們找到了杰羅姆的身體組織，請她來核實。
并非完整的遺體，而是杰羅姆的腿、胳膊、手等部分。工作人員問德寧要不要看照片，她拒絕了。其實直到今天，德寧仍無法確知杰羅姆生前的最后時刻經歷了什么。尸檢官告訴她，杰羅姆的遺體未受煙熏，肌肉沒有緊張。這說明“他是很快就死去的，沒有受到任何痛苦”。
“我想他應該要落葉歸根，”德寧親自將杰羅姆的遺體送回法國。“9·11”以后，杰羅姆的爸媽賣掉了巴黎的房子，搬到里昂附近的鄉下。生活一切從簡，并立下誓言，“此生再也不踏入美國。”他們的確做到了。
墓碑上的悼文是德寧精心挑選的，原文來自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說《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唉/沒有我的十年/玫瑰繼續開花，小溪將繼續奔流/但那些暗中知曉我心意的人/他們會來我的墳墓前看我……”
這段話講出了德寧的心聲。她篤定與杰羅姆的“心靈相通”，她知道自己會再去看他。
“9·11”以后，德寧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體悟。數據顯示，“9·11”襲擊事件中的遇難者近3000人。“我失去了一個丈夫。從統計學的角度，這只有1%的可能，但這個可能性發生在了我頭上。”
她一度帶著恨意抵達中東。初下飛機，蒸騰的熱氣與人氣撲面而來，她很難將之與恐怖分子聯系起來。“我們不過是蕓蕓眾生，沒有人帶著敵意要消滅你。”往后的三年，她數次往返中東與美國。
德寧在約旦，這是她最喜歡的中東國家 圖/受訪者提供
這是流浪者的療傷與自救，在陌生的國度，面對亙古的遺跡，德寧恣意地大哭。彼時，她不知道人生該怎么走，她一個人跑到全世界旅行。去過的國家里，她最愛約旦。貝都因人熱情、堅韌，與她頗為投契。在黎巴嫩和埃及時，她不大適應當地人的的做派，“埃及人民很耐心，也很善良。”她最大的感悟其實是“中東并非外界印象中的鐵板一塊，它由許多個國家構成”。
她也試過加入“9·11遇難者互助小組”這類社群，但在小組定期的談心中，“反而是更深的孤獨感”。有著移民背景的德寧又一次感受到了文化隔閡，只不過，她不能再講給杰羅姆聽。關于杰羅姆，父母、公婆很少和她聊，她也擅長將最深的悲傷藏在心里。
杰羅姆去世后，德寧總是一個人旅行，她形容自己是“孤狼” 圖/受訪者提供
“9·11”事件后第二年，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給德寧全額獎學金，她離開了自己的全職工作，回歸校園，修讀國際經濟政策與能源管理。2005年，在時任法國駐美大使Fran?ois Delattre的幫助下，德寧成立了以杰羅姆命名的基金會（Jér?me Lohez 9/11 Scholarship Foundation），促進中法美三地學生的學術、文化交流。
在致辭中，德寧寫道，“基金會的成立是為了紀念一位已故的年輕人，他是一位相信人道主義的工程師。”語言克制且深情。再早些時候，德寧給兩人相遇的母校斯蒂文斯理工學院捐過一筆錢，資助學生。
初衷說來簡單，源于一種希冀——德寧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他們（遇難者）”。這是她紀念杰羅姆的另一種方式。
“你只是不能忘記。”對生者來說，這或許是對遇難者最好的紀念。約翰(John Bates)是“9·11追憶行走”活動的 （9/11 Walk of Remembrance）組織者之一，這項活動開始于2002年，受到紐約市警察局的支持。
每年追憶活動開始前幾個月，約翰會和志愿者一起去消防站，動員消防員參加。能參加自然很好。但被拒絕，他也可以理解，“這是一道傷痕。”紐約市消防局的數據表明，“9·11”事件中，消防員是最大的罹難群體，有343名消防員喪生。
約翰永遠不會忘記，“9·11”當天他在休假，看到新聞后，他打電話給朋友，對方告訴他被派去的消防員全部遇難。他也不會忘記，那天他把車停在了一個消防站門口，留了襪子、食物，還有一瓶威士忌。他想，這些能撫慰人心。他最不能忘的，是世貿大樓上的熊熊烈火。
“你會遇到許多大事。畢業是大事，結婚是大事，生子是大事。但‘9·11’，它是最糟糕的大事。”約翰說，“我們正在做的（‘9·11追憶行走’活動），是喚醒民眾對‘9·11’事件的意識，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離開我們的人。”
變化
何塞一直保留著逃生時穿的衣服。衣服被煙霧熏得發黑發黃，他收進塑料袋里，一放就是好多年。但前幾年的一天，他把它們都丟了，“是時候放手了。”
何塞今年62歲了，若不仔細觀察，似乎很難看出來。六十余年的生命里，他經歷過兩次爆炸事件，一次是著名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另一次仍發生在世貿中心大樓。1993年，一輛停在北塔停車場的汽車發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1042人受傷。后經證實，車內裝了重達680公斤的炸藥。何塞記得自己離被炸死的人只有幾英尺遠。
他的確是幸運兒，“被保佑的。”不過，幸運兒的生活并不令人羨慕。“9·11”后，因為創傷后應激反應，何塞無法再乘坐地鐵，他離開了紐約，換了一份不用坐地鐵通勤的工作。另一后遺癥是背部的傷，隨著年齡漸長，疼痛感愈發明顯。
何塞的作品
還有一些看不見的變化，比如說，何塞接受了4年心理治療。很少有噩夢，他猜測是因為生命的無常讓他學會了面對不確定。又比如，他不再接受在人滿為患的大廈里工作，那讓他不安。他坐過幾次地鐵，仍感到焦慮。
何塞是極寡言的人，有點靦腆。生活中能稱作朋友的人，好像只有兩個。他很少和朋友聊心里話，心事埋在心底。過去20年，他試著只專注自己的生活，盡量不理會外部世界的變化。
他喜歡音樂和畫畫，在旋律和線條里，他感到自己被療愈。離退休不到一年，何塞希望（退休后）能搬到一個更大的房子，“有更多的創作空間。”
美國衛生局世貿中心健康登記處進行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創傷后應激障礙 (PTSD) 癥狀是“9·11”最常見的健康影響。多達20%曾直接暴露于世貿中心災難的成年人經歷過這種情況（可能的群體包括但不局限于“9·11”中受傷或受煙霧影響的人；目睹或知道“9·11”事件恐怖性的人；“9·11”事件后沒有獲得社會支持的人），這個比例大約是一般人群中PTSD癥狀發生率的四倍。
羅怡達屬于比較特別的幸存者。他幾乎沒出現創傷后應激反應，反而覺得幸運。許多朋友聽了他的遭遇后，總會略帶安慰地補上一句，“喔，這真是一個糟糕的生日。”羅怡達不這么看，他設想過許多種可能：“如果飛機撞的樓層再低一些呢？如果我選擇回去拿包呢？”
現實沒有如果，對他而言，“這是最好的生日。很幸運，我活了下來。”
“9·11”發生后不久，羅怡達辭去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改讀醫學院。彼時，他剛20出頭，對人生要走什么路仍迷惑不清。但他決定成為一名醫生，“通過幫助別人來讓自己的生命更加完整。”
他常把“重要的是心存感激，不要迷失在忙碌的城市里”掛在嘴邊，這些生存哲學基于對“9·11”的反思。他越來越覺得健康、水、食物、睡眠、氧氣這些基本要素十分珍貴，但最珍貴的，“是和愛的人在一起度過的時間——吃餃子。”
現在，羅怡達是一名麻醉師。2020年4月紐約疫情最嚴重時，他在前線負責為新冠確診患者插呼吸管，兩個月沒回過家。這是他經歷的另一場“對人類的戰爭”。雖然一個是病毒，一個是恐怖主義，羅怡達覺得兩者有相似之處。
羅怡達現在是紐約皇后區的一位麻醉師。2020年4月，他在疫情前線為新冠患者插管、上呼吸機 圖/受訪者提供
價值判斷
20年聽起來很長。
德寧不相信時間這樣快，快到她其實沒想清楚“怎樣的生活才是有價值的”，倏忽就過去了。她資助的51個學生里有不少人已結婚生子。保持聯系的不多，這點令她有些失落。不過后來她很快想開，“幫助別人本身”已經帶給她快樂，“不能想有回報的。”
德寧喜歡小孩子，與杰羅姆最初的人生規劃也是好好工作，生個孩子，“過普通人的生活。”計劃還沒實踐，杰羅姆卻過世了。
其實，兩人并非沒聊過死亡的話題。與杰羅姆剛結婚時，兩人聊起“怕不怕死”的問題，德寧媽媽罵他們不吉利。沒想到一語成讖。
這些是后話了。在當年的對話里，杰羅姆說，“Baby，如果你死了，我當然會繼續活著。可是我會徹頭徹尾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許我會離開紐約，到森林里做一個守陵人。”杰羅姆喜歡用哲學的眼光看問題，安慰德寧，“你知道嗎baby，我們的生命在歷史長河中十分渺小。”
德寧眼里的杰羅姆“像大哥哥一樣”，盡管后者比她還小幾歲。德寧是更感性的一方，她不愿聽這樣過分理智的話語，反駁道：“我不在乎歷史長河，我在乎的是能和你相擁，觸摸到你的皮膚，聞到你的體味。”
德寧與杰羅姆都喜歡燒飯，兩人有著相似的生活情趣 圖/受訪者提供
兩人在政治觀點、生活情趣等方面的投契，總讓德寧有種錯覺，“我的運氣用完了，再也找不到這么完美的人。”失去杰羅姆后，德寧獨身20年，住在一套單人公寓內。
不是沒人追，20年里她身邊陸續出現過幾個追求者。有一位在了解她的情況后，對她表達心意，但前提是，她要停掉杰羅姆基金會的工作。這份示愛被德寧直接拒絕。她必須承認，杰羅姆已經成為自己“生命當中的一個部分，不可能被剔除”。
在“9·11”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女人被稱作“9·11寡婦”，德寧認識的一個女人在丈夫死后選擇改嫁，決然切斷與過去所有人的來往，與前夫的孩子也被送還給前夫的父母。德寧理解對方擁抱新生活的渴望，卻不認同。
媽媽時常勸慰她，許多長久的婚姻質量其實不如她與杰羅姆的。道理都明白，只是她好像還有一些期待，卻不再抱希望。她計劃55歲退休后，買一套單身公寓，住得離妹妹近些。
接受采訪的最近這段時間，德寧忙著做一些價值判斷。53歲，沒有組織家庭，沒有孩子，“這輩子也許不會有孩子”——她似乎離曾經暢想的生活越來越遠。她問我：“我這20年成就了什么？你覺得這些學生能算成就嗎？”
這當然不是后悔，只是，她說自己有些迷茫。
（感謝王總英、吳皓、魚心言、孫冰潔、余瑞冬、馮兆音、曾進、陸彥、孟健對本文的幫助。參考資料和數據來源：《墜落與重生》、紀錄片《911:改變世界的一天》、紀錄片《9/11》、9/11永不遺忘項目 neverforgetproject/statistics）
